盛世阴影——康乾盛世的真相!

外汇        2019-07-11   来源:城堡秘密

从顺治十八年(1661)康熙帝(玄烨)即位,历雍正(胤禛),到乾隆(弘历)六十年(1795)驾崩,清朝进入全盛时期,即所谓的“康乾盛世”。在这一百三十多年中,清平定了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三藩叛乱,使宝岛台湾归附了朝廷,统一了准噶尔部和回部,派驻藏大臣与达赖和班禅共同管理西藏,四川、青海、贵州改土归流,云南南部民族内附,最终奠定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版图。疆域西跨葱岭,西北达巴尔喀什湖北岸,北接西伯利亚,东北至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到台湾及钓鱼岛、赤尾屿等,南包万里长沙、千里石塘(指南海群岛),成为亚洲东部最大的国家。

盛世阴影——康乾盛世的真相!

清朝以生龙活虎的冲击力,开拓了89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几乎超过明朝350万平方公里的3倍,使当时的中国疆域达到了1240万平方公里。清廷把全国划分为18个省,5个将军辖区,2个大臣辖区,共25个省级行政区域和内蒙古等盟旗。耕地达9亿多亩,人口首次突破1亿大关。那时的中国陆地版图恰似一片和平宁静的海棠叶,逍遥地飘浮在太阳升起的世界东方。 太阳正午时分,大树下的阴影最重。用鲜血染成的“康乾盛世”的红漆招牌还未掉下,清廷就出现了诸多重大失误,为日后的没落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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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过中国的英国勋爵马嘎尔尼曾感慨地写道:“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一百五十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和安全就全完了。”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岸上撞得粉碎”,而且“它将永远不能修复”。 嘉庆还算幸运,他在即位的第四年查抄了乾隆的宠臣和砷,得到了相当于全国年财政收入10倍的财富。嘉庆之子道光可就苦了。这位穿着补丁裤子的皇帝不但面临着严重的内忧,而且在鸦片战争中败给了英国,丢失了香港,付出了数不清的赔款,开始了中国史无前例的屈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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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之子咸丰倒是有些血性,他不信一个泱泱大国打不过远道而来的海盗,但在他任用的不战、不和、不降、不走的两广总督叶名琛被英法联军击败俘虏后,不得不低下不屈的头签订了进一步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咸丰九年(1859),曾经低下的头又偶然抬了起来,大沽守军居然击沉了4艘英国军舰,还使陆路侵略军付出了伤亡几百人的代价。 自感受了委屈的英法联军于咸丰十年(1860)调集2万军队从天津攻入北京,咸丰皇帝仓皇骑上战马逃到热河避难,只留下弟弟恭亲王奕与侵略军周旋。

盛世阴影——康乾盛世的真相!

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后,以为咸丰皇帝仍在圆明园,便绕过安定门和德胜门进入海淀区,逼近圆明园。 如果说北京是中国的皇冠,那么圆明园显而易见就是镶嵌在皇冠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圆明园从康熙年间开始修建,雍正时期进行了扩建,包括圆明、万春、长春三园,方圆20华里,占地5000亩,四周有澄怀园、蔚秀园、承泽园、朗润园、勺园、近春园、熙春园、一亩园、自得园、清漪园、静明园等巨大的园林建筑群。园内有弯弯曲曲的流水,高高低低的假山,不落俗套的宫廷建筑,别具一格的西洋楼,争香斗艳的奇花异草,琳琅满目的珠宝玉器。

盛世阴影——康乾盛世的真相!

看到如此多的宝物,英法联军像饿狼一样抢夺起来,富丽堂皇、玲珑剔透的圆明园被洗劫一空。洗劫之后,英法军队仍不解恨,由米启尔骑兵团将圆明园及周围44处风景纵火焚烧。一时间,黑云压城,日月无光。三天三夜之后,这座凝结着世代清帝智慧与心血的辉煌建筑成为断壁残垣。 不幸的消息传到热河,咸丰皇帝口吐鲜血而死,年仅31岁。

康乾时代有三大弊政,曰黩武、捐纳、游乐。

黩武。武功是盛世的标志之一。康乾时代几次对边疆地区用兵,对维护国家统一是必要的。但乾隆所谓“十全武功”之列的大小金川、缅甸、安南等不义之师,则属于黩武,耗费、伤亡巨大。对缅甸、安南两役,前后近20年,有几次全军覆没,结果是撤军讲和,乾隆还打肿脸充胖子,说“振旅而还,无损国威”。

捐纳。康乾时代国库岁入4000万两,正常支出3000余万两,所余不过数百万,远不足以应付大量额外用项,故施行了大规模的捐纳制度,即捐官、捐监、赎罪和报效等。

捐官捐监。以银买官或学历(监生相当于秀才,也可以入仕)。捐者多官位少,实缺还要送钱给主管部门或地方。捐出的钱在得官后肯定得成倍捞回来,贪污乃成必然。

赎罪银。交银可以减免罪行。不仅贪官如此,清官为防责任事故(如黄河决口),也不免收下属馈送,这样下属贪污也就不好查了。这在《儿女英雄传》中有生动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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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效或称捐输。捐一些特殊项目,如军费、河工、庆典、兴建、巡幸等。示意地方督抚和巨商捐纳,实际是摊派。其数字巨大,如“十全武功”中捐款达3000万两,有两个盐商就捐了1150万两。当然他们不会做亏本生意,两淮盐商与官吏勾结,以筹备乾隆南巡为名,每个盐引(专卖凭证)加价3两,从中贪污了800多万两。

游乐。康乾时代均大建宫室。圆明园、避暑山庄等均始于康熙,成于乾隆。两帝均六次南巡。康熙号称节省,然曹雪芹祖父因4次接驾,亏损30万两。乾隆更为奢华,舳舻相接,纤夫达数千人。沿路州县搭彩棚戏台迎接,甚至为了临幸,挖湖造山建园,所费更不下千万。

大量贪污腐化

著名的如康熙时的明珠、徐乾学、高士奇等,乾隆时的李侍尧、和珅等。明珠是“货贿山积”,乾学是“五方供赋归东海(乾学别号)”,高士奇是“万国金珠献澹人(士奇字)”,李侍尧仅一任总督即贪3100万两,和珅家产达8亿两,相当国家10多年岁收。到乾隆后期“省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亏空甚多”,“商民半皆蹙额兴叹”。两帝确也大力治贪,但愈禁愈烈,有制度原因,也有感情原因。许多费用要靠捐款,捐者必贪。如史家说到和珅的作用:“乾隆以军旅之费,土木游览,以其不出自正供之费,岁无虑亿万,悉索之和珅,和珅索之督抚,督抚索之州县。”州县当然索之百姓了。

与贪污孪生的是渎职及不作为。被称为康熙三大名臣之一的张伯行,其名言是:“勤上本,懒结案,准谎词,冤到底。”乾隆时三法司积案万件不处理。官吏只要钱,不办事,结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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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弊端,最后负担都落在老百姓身上,而且层层加码。所谓“州县有千金之通融,胥吏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百姓有冤难诉,兼以土地兼并,人民流离失所,北京城乞丐多达10万人。于是强者起而为盗,官员为了政绩,不敢报剿,最后酿成民变。如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涉及多省,一直到嘉庆七年才平息。国力大耗,军费过亿。

康乾盛世由于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但却备受争议。史学家戴逸在肯定“康乾盛世”提法的同时,也曾指出其四方面消极因素:闭关锁国、重农轻商、禁锢思想、轻视科学,称之为「盛世的阴影」。。而到了乾隆后期,贪污腐化现象严重,有著名的贪官和珅。批评者认为,这期间,尤其是雍正、乾隆年间的「文字狱」压制了人民的思想,造成科学技术、思想与文学艺术的倒退。批评者提出的例子包括:科学技术方面:明清时期火器的使用以及接纳西方先进科技成果的态度天差地别;文化思想方面:明朝中后期蓬勃发展的人文主义思想被彻底扼杀,导致具有浓厚人文主义思想的中华文化逐步退化成为只会歌功颂德的奴性文化。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在《四库全书》的编纂中对古籍的大量篡改删除抽取销毁。吴晗曾经哀叹,“清人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第一个对康乾盛世提出质疑的人大概是鲁迅,他看了外国人的一些记载,怀疑康乾盛世是文字狱吹嘘出来的。

工业几乎停滞

  山西产好铁,就向山西的冶铁户征铁,所征之数不断增加。雍正时征2.5万斤,乾隆时增加到5万斤,嘉庆时又增加到20万斤。征铁给的铁价、脚费不到市价的1/6,近于掠夺。潞安府是当时北方最大的丝织业中心,潞绸精美,被清廷列为贡品,每年派造的数量,大大超过机户的承受力。明朝盛时,潞安府有机织 1.3万多张,明朝派造3000匹。经过明末]战乱,清代仅剩织机300张,居然还是派造3000匹,致使“机户支价赔累,荡产破家”,逃亡的不少,但清廷并不因此放弃派造,直到机户完全逃光,潞绸在历史上消逝,才算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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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棉纺织业的发展,使松江成为明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苏松财赋半天下”,苏州、松江两府的田赋位居全国榜首,其上缴中央的钱粮总额超过了浙江全省。当时松江的面积是苏州的十分之三,而赋税额却是苏州的一半,因此,在明代,松江的赋税额为全国最高。然而松江的棉纺织业到清代开始退步,叶梦珠在《阅世编》中说:明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计,少亦以万计”,而到了清朝,“标客巨商罕至,近来多者所挟不过万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令:“闻开矿之事,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悉不准行”。对于不能封闭的冶铁厂,则抽十分之二的重税。到乾隆时,全国合法的铁矿厂只有九十三处了。

  康乾盛世的工业总产量其实不及明末万历年间。宋朝工商业极为发达,而明朝则有进一步发展,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棉布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手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而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达到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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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乾盛世含水量

至此必须解答人们熟知的康乾盛世几大标志,即永不加赋、蠲免钱粮、人口增加、国库充盈。笔者认为这些说法即使不全是作伪,至少水分不少。

永不加赋?康熙50年诏全国永不加赋,一直传为德政。事实上正赋之外,当时还有耗羡(即附加税),其数目从20%—30%到50%—80%。雍正时耗羡归公变成正税,虽一时减少了民负,但正如黄宗羲定律,每次并税之后,一定会有新的附加。果然乾隆后产生了“平余”、“重戥”、“浮收”、“淋尖”、“踢脚”、“洒散”等名目繁多的税种,税负不是少了,而是加了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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蠲免钱粮?乾隆十年起各省轮流免除钱粮,以后又普免3次,称为德政。但老百姓并未得到实惠。乾隆四十五年广西生员吴英条陈:“圣上有万斛之弘恩,贫民不能尽沾其升斗。”即是说上免下不免,上下演双簧。乾隆明明知道,却不会去追查地方官,而是以触犯御讳(乾隆名弘历)为由,将吴英凌迟,子侄5人处死。另一个例子更明显:乾隆五十五年,户部侍郎尹壮图奏各省督抚贪污亏空,乾隆命尹去查,同时用500里加急驿传告诉地方官“设法挪移,弥缝掩饰”。结果使尹查无实据被革职。

人口增加?康熙时2400万,乾隆初为1.4亿,五十五年达3亿。八十年中人口增加了10倍多。不过,康熙时统计的是丁口数。当时有丁税,所以百姓多瞒报,四五丁只报一丁,十丁仅报二三丁,实际人口已是一亿多。一般来说,人口增长主要是农民。因政府奖励移民垦荒(前6年免税,官吏升迁),百姓需要增丁,雍正又摊丁入亩,从而使人口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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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库充盈?康熙末年库存800万两,雍正时达6000万两,乾隆初2400万两,乾隆末达7000万两。其原因一是田亩增加,工商税也大增(如盐、矿税收)。二是捐纳多。三是上下交征利,如朝廷贷款给盐商做生意,坐收本息。四是物价上涨,由康至乾普遍上涨了3至5倍。当时财富集中,一般大商人都有百至千万,所以政府有几千万并不是什么惊人的数字。

最后,引用顾准的一则笔记,大约可概括盛世的特征:“中国历史上的武功和文化,都离不开对农民剥削的加深。每一朝代的极盛时代,同时就是剥削程度上升的时代,是商工发展的时代(以军需和奢侈为动力),也是农业总产量提高的时代,可是同时也是农民生活下降的时代。”

对此小伙伴们你们有什么看法吗?